贵州遵赤公路发生货车追尾 致2人遇难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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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运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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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25位思想大家之一。明嘉靖六年(1527年)生于泉州府南门外,26岁中举,30岁进入官场,54岁弃官归隐,76岁自杀于狱中。他的著作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九正易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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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言及李贽,往往把他描绘成孤独的斗士与启蒙的旗手。可实际上,李贽作为一位颇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更常用惊世骇俗的言行博得关注,以对儒释道的精妙解析赢得尊重,而且也反映出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心学在士人当中的盛行。他看似排儒,实则尊孔,所谓反对封建礼教,也是后人根据时代的需要,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尤其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人们发现他的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潮有某些相似之处,便将他树为一面反对传统的旗帜,以便于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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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李贽的话来说,这完全是“夺李贽之酒杯,浇后人之垒块”。虽然能让人们注意到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却无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的思想,更无法真正认识其中所蕴藏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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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李贽,应该先从他的身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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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李贽的身世,研究者往往注意到他的先祖是位大海商以及他身上难以证实的异族血统。可这些因素对李贽到底有多大影响,只是个未知数。实际上,李贽从未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家族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自述中,贫穷与磨难才是他前半生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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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带有自传性质的《卓吾略论》一文记载,李贽的前半生生活一直在贫困的重压之下。李贽出身贫寒,父亲是位教书先生,母亲在李贽出生不久后去世。他26岁中举,因家贫要求循例补官,长期担任下层官员,靠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36岁在泉州守制,不得不携全家人逃避战乱和饥荒,“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37岁到北京后,“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38岁因为祖父去世,再次南归守制。为节省路上开支,不得不将妻女留在曾经工作过的河南辉县,将官员们赠送的一半赙仪用以买田地供妻女耕作,只身回到泉州,安葬祖先三代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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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经历的家庭不幸,更是常人所难忍受。他出生不久,生母去世,六七岁时,继母去世。更多的不幸从他进入仕途后接踵而至:29岁丧长子、33岁丧父。38岁,遇到极为沉痛的打击。这一年他的祖父去世,次子病亡,次女与幼女又相继饿死。“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不乃更苦耶!”于是,不得不再次南归守制,同年“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岁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天死”。李贽在《卓吾略论》中还详细记载了听到这一噩耗的过程。他结束守制千里归家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屐齿之折也!”此情此景,何以压抑,何其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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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生,随着职务的提升,生活免于饥寒,但磨难并未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惑之年,经友人介绍,接触到王阳明的学说,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生服膺阳明学的历程。特别是在辞官之后,他潜心学问,专事著述。与耿定向论战的过程中,他誉满天下的同时谤满天下,最终因言获罪自杀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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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李贽的一生,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生活坎坷;二是个性倔强。他在《豫约》一文中感慨:“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可以说,个性倔强,造就坎坷人生,而生活磨难,又反过来强化了刚强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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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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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朱熹、王阳明等建立思想体系的一代儒宗,一些学者更愿意将李贽概括为“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确实,他的思想来源驳杂,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却未能设计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还常常显示出自相矛盾的地方。李贽曾作《自赞》剖析自己的双重性格:“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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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从这种自我冲突之中,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复杂的李贽,进而看到李贽思想的全貌,而非单纯地以西方历史与价值观为中心去强调李贽思想的近代意识与启蒙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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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思想,无疑具有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特征。在程朱理学占据主流的时代,他拥有平等意识,提出了诸如“凡圣平等”“男女平等”“士商平等”等观念。他创作《童心说》,倡导个性解放,鼓励突破传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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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可贵的是,这是源自传统文化内部、沿着自身发展规律的觉醒。他既批判传统,又回归传统。他所批判的是经过汉儒附会、宋儒穿凿,到了明代已经面目全非的儒学。而且,他以反道学为名为孔子正名,让他的思想归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家,甚至还从墨家、道家、法家等寻找思想武器来批判伪道学。这也并不奇怪。儒、道、墨、法等诸子学说的兴起,帮助先民摆脱了巫术文化的原始思维,确立了理性的思想方式,使先民获得了精神觉醒,是华夏文明人文主义精神的源头。李贽思想的人文主义特征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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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复古为旗号,却开创了西方世界的思想解放浪潮。而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片面地看待自身的传统文化,决心彻底否定并改造传统文化,把中国当作各种西方学说的实验场。他们把李贽当作反孔先锋,却忽视了李贽尊崇孔子的另一面就注定了这种脱离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终究只能归于失败。这其实也可以阳明学来解读。按照王阳明良知说的观点,向内求索才能获得真知。推而广之,源自内心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由传统文化内部诞生的思想启蒙,才是能够成功的思想启蒙,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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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在《宋明理学十五讲》一书中提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一个广义的中国文化重建的概念,所以我常说我们的努力应该朝一个未来的‘汉语性文化’,而汉语性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自我边界的建立。”诚哉斯言,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发展,都无法照搬别人的道路。当我们向前突破之际,需要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源头,寻找灵感,找对方向。李贽作为近五百年前一位卓越的思考者,已经在这条道路做出了探索,并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建立文化自信,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方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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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泉州晚报社,主任编辑)
文章节选自《李贽思想的当代价值》,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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